其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3)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公诉的权能，包括出庭支持公诉，参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与被告进行法庭辩论;对行政机关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及时消除危害后果，决定不起诉。赋予我国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有各国的立法例和司法实践可供参考，也是促使我国诉讼制度的发展完善以及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举措。

这些常规的侦查措施决定，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必然是一支笔、一张纸、一张嘴，靠熬夜、拼体力的传统的侦查模式。要确保职务犯罪侦查不至于演变成为一种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行政治罪活动，就必须按照程序正当性规律的要求，对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逮捕等强制措施的运用进行必要的程序规制，构建一种侦查主体不能对自行查办的案件行使逮捕等强制措施决定权的工作机制。根据我国宪法第3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拥有逮捕的决定权，由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行使批捕权，不违背宪法关于由检察机关和法院有权行使逮捕权的规定。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表明，确保国家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是法律监督的根本目标，为此，检察机关就必然要对刑事、行政、民商事等法律关系进行监督，对行政权的运行过程实施监督，也就成了检察机关应当履行的职责。3·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技术侦查权，具有坚实的思想、物质和实践基础。

可见，检察活动的各项具体规律，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检察职权的配置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现行的检察职权的配置状况，离检察规律对检察职权的配置要求还有应当予以调适的空间。既然检察机关是受委托行使监督权，根据委托授权的基本原理，受托人可以行使由委托人行使的权力。为什么会这样？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政治气候与司法政策的变化。

起草者认为，《行政诉讼法》对诉经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件的适格被告问题没有做规定，在审判中，对这类问题争议一直很大，实践中和理论上也有比较大的分歧，因此统一规定有利于实践中此类问题的解决[9]，也可以将不统一的做法进行统一，在法律操作上显得更为灵活。这三个案件的案情和判决理由完全一样，都积极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立法原意进行突破，并透过法律解释创造性的提出一个抽象行政行为可以包含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条款，笔者以为，这一组案件是中国最高院行政审判历史上的高峰，其中既有对诉权政治价值的维护，又有具体司法智慧的运用，对于政治价值的建构又抱有一分司法的谦抑与冷静2． 一般原则造法价值主义还有一种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一般原则来直接弥补法律漏洞或发展法律。[30]（五）问题定向解释之评价与反思1、有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从笔者的数据统计来看，最高法院实用主义立场下的裁判达到22个之多，是价值主义的两倍，可以说明充满了能动的精神，然而，这种能动精神背后也体现出很多中国的特色：（1）最高法院行政法解释对政策的维护过程与美国行政法解释学上的各种司法对行政的尊重相比，中国最高法院的行政审判的实用主义并非完全考虑制度能力与分权因素，而更多是对行政政策的一种维护与实现。在文本定向的解释主要表现在，它有明显的造法痕迹，已经突破了立法者的规范意图，为了实现或回应政治社会某些重要的政治价值而直接对法律进行正当的修正与背离。

五、制度期待：作为公共理性平台的最高法院既然政策思维是中国法官，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官的情结，那么，一个智慧的法官就要懂得解读政策，从政策中判断自己的历史方位，从政策中感受春江水暖、枫落秋寒。在一般意义上，法官经年守望的是正义，在他的脑海中，一种正确性的法律正义思维才是主旋律，然而，对于中国的行政审判法官来说，尤其是最高法院的行政法官而言，一种天生的政策思维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他们所处的作为一种文化沉淀物意义上的司法环境所决定，而这种环境也由整个国家的政策治国思维所决定。

这个时候我们不禁要问，那司法此处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第一个情况可以下面这个案件说明：① 政策直接否定具体行政为合法性案件4：案情[26] 晋城市畜牧局驻长治办事处诉长治市城乡建设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请求行政赔偿案该案情其实并不复杂：山西省长治市城乡建设局不服从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长治、晋城两市畜牧局房产争议及住宅改造建设问题的通知》规定的原晋东南地区畜牧工作站的房地产权业已明确划归晋城市，、晋城市畜牧局长治办事处应按国家规定办理住房改造建设的有关手续，长治市各有关方面应予支持，对晋城市畜牧局长治办事处在长治的理住房改造建设的有关手续多方推委与制造阻力，晋城市畜牧局长治办事处将长治市城乡建设局以不履行法定职责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由于开工典礼举行后造成的损失。最典型体现就是蔡梅丽等诉四川省司法厅行政处理上诉案。既要明确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又要注意互相配合，良性互动。该条真正有特色的在第二款规定的内容，也就是被告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提供证据，可以看做是对行政诉讼法在举证责任之上对被告行政权的进一步限制。

代表性的解释有第1条第1款、第11条、第12条、第32条、第33条、第37条、第38条、第39条、第43条、第45条、2000年关于管辖问题的司法解释第1、2、3、4条。[4] 董嗥：《司法解释论》（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9]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讲座》（一），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第222页。而当他要卓尔不群、将法律正义思维发挥出来条分缕析的处理案件、解释法律的时候，则会遭遇到社会价值秩序的抵抗，也就是法治其实作为一种价值秩序，在中国的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李泽厚）的文化心理结构下必然要遇到反弹，受到伤害，我们的传统文化因子中根本就如昂格尔所言：缺乏超越的自然法观念，从而也就很难通过刚性的法来化性起伪、抑恶扬善。

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诉权保障等重大问题上的突破，总是在政治上成熟之后大举进行，比如2000出台的司法解释，其前后的政治氛围与司法政策正是强调目前行政审判活动还存在一些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一些地方法院领导对于行政审判的重要性缺乏正确认识，对行政审判工作采取消极态度。（4）最高院行政法解释对政策的借助过程在很多行政法疑难案件中，真正的疑难并非法律的疑难或者说这种疑难只需要一个法律的表达。

有学者也将后面这种解释称为职权性的法律解释，以对称法定性的解释。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10日内提交答辩状。

对一事不再理做了变通规定。[17] 安克明：《最高法院明确行政案件指定管辖适用要求》，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1月31日。恢复了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规定。或者是为了方便行政审判的开展，方便纠纷的解决。这给行政法解释，尤其是作为最高行政审判机关，应该带来一般意义上的新的政治价值序列与新的思考的背景规范。当国家的政策范式在悄然的改变，当国家的观念在无声的更迭，当政治主权者的价值决断在潜在的移换，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应该首先敏锐的捕捉与感知，从而知道流行于当下中国的政治价值究竟有哪些。

在方法上主要体现出目的论扩张与目的论限缩。因此，作为全国最高行政司法政策的发布者和最高行政裁判者，当它将正义包裹在政策思维背后并以上传下达、社会动员的方式来落实的时候，是轻车熟路，占尽天时。

当他直接以审判中的法律正义思维作为正义的符号加以表达时，则不止受到行政机关的抵制，其实也受到民众的不信任与怀疑，行政审判中案了事不了的情况不仅是行政机关的横行霸道，同样也有行政相对人的胡搅蛮缠。[32] 肖杨：《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上诉人理应按山西省政府办公厅（95）27号文件的要求，为被上诉人办理住房改造建设的有关手续，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多次申请办理有关手续，无合法理由未予办理，已构成拒绝履行法定职责。这样的解释如，第36条，人民法院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条主要是为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影响行政效率和浪费诉讼资源。

四、 从实践到实践的逻辑：最高法院行政法解释的思想叙事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在文本定向的解释活动与问题定向的解释活动中，最高法院居然是一个两面派：在文本定向的解释中，他充满激情、大胆造法、价值主义的方法运用得如鱼得水，突破了相当多的成文法限制。根据批租合同的约定，只有在四年内兴松公司没有在在拆迁线发出后完成拆迁户的还建安排才能使用这种方法。[25] 岳经伦：《中国发展概念的再定义：走向新的政策范式》，载岳经伦、郭巍青主编：《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一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

政策定向的法律文义解释方法。假如法官真要从法律上坚持法律正义思维来解决，那就是挟泰山以超北海了。

[10]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讲座》（一），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这里的单位不是案件，而是行政法规范）我们可以看看这些立场下典型的方法运用：（二）规范主义立场下的方法运用：以立法原意解释为典型案情[22] 美好公司诉南京海关行政处罚案在该案中，南京海关作出行政处罚，认定美好公司进口空调器整机和部分家用电器伪报为进料加工项下的保税货物，并在转关运输途中自行出售家用电器，其行为已构成走私。

第二、提高行政审判效率，避免行政审判结果与民事审判结果矛盾。因此，公共理性在参与人、内容与论说方式及主题三个方面是公共的，它体现的是民主社会的宽容、开放与平等精神。

该条非常好的体现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权衡：依照依法行政的原理，行政行为违法本必须要撤消，但事实上很多具体行政行为并非可以一撤了之，因为行政行为本身涉及到大量的公共利益，如果效力顷刻归于消灭，则对公共利益来说可能是一种灾难，最高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通过运用权衡思维有力的弥补了原来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过于绝对与刚性，[15]同时又对私人利益予以兼顾，要求给私人利益造成损失的行政机关必须采取补救措施或予以赔偿，可谓是最典型的体现了价值主义的权衡思维。[24] 对于以上改革中我国政策范式变迁与政府职能与角色的转变最新资料可以参见岳经伦、郭巍青主编：《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一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通过搭建一个有明确规则与程序保障的理性平台，通过对简单的利益背后的正当化理由的论辩，通过对法律理解的共识来获得对于法律背后政治理念、观念与价值的共识，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开始的今天，将从微观、从局部、从周遭、从特定利益冲突引发，出现对于重大政治价值的论辩，成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第58条和第59条。

比如武汉兴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武汉市土地管理局收回土地使用权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了湖北省高院运用比例原则来进行解释性造法。诉讼中，美好公司该种行为究竟是否属于走私，最高人民法院在二审中对于走私的认定严格做出了立法文义解释，裁判书写道：美好公司于1993年4月16日、5月18日两次以进料加工名义申报进口的保税货物制冷机散件，实际为分体式空调器整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属于走私行为。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同为重要的政治价值，在行政审判中，常常会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严重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价值主义的思维就体现在一种权衡的方法中：既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某一个价值，而是尽量通过解释技术让二者实现最大化。采用政策作为法律根据（或说政策作为法律漏洞填补工具）的案件有11个。

姜明安：《行政诉讼法》（第二版）。[32]由此可见，这样一种法律正义思维与公共政策思维的交织构成了行政审判活动的根本正当性，也就决定了在自我认同上，中国的行政法官既有政党认同意识，也有专业认同意识，同时还有作为国家建设者的使命意识，因此当我们一味批评司法行政化、司法不够理性与独立的时候，可曾想过这样一种沉淀的司法文化背景对于制度与行动的深深影响？在这样一种双重思维下，更由于中国社会传统的政策治理模式，讲究人际状的关系网络结构与目的手段之灵活配置，同时强调对于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价值秩序，而不唯制定法精神的约束，因此在中国的行政审判中，对作为政策思维与法律正义思维双重结构最为明显的最高法院法官而言，在制定司法解释时积极、在具体法律解释时保守就变得很好理解：当他的思维是一种以目标管理与流程监控为特征的政策思维时，作为这种产物的成文性司法解释也就会遇到比较小的阻力，是司法对于社会一般治理模式的一种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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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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